好莱坞如何才能避免总是炮制出《环太平洋》（Pacific Rim）和《重返地球》（After Earth）这样票房惨淡的烂片？

一位名叫亚历克西·柯克（Alexis Kirke）的前华尔街数量分析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方案——但前提是要有海量的受众分析数据。

今年早些时候， 亚历克西·柯克（Alexis Kirke）首次公映了一部影片《Many Worlds》，但是他对观众们有一些特殊要求：必须佩带一些传感设备。这样柯克就可以监测他们的脑电波、心率、流汗多少和肌肉紧张水平。他这样做并非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学娱乐。

可以这么说，人类身体在观影时的身体反应表明了主体的生理唤醒，或者该影片使人产生的怎样的强烈感受。读数没有变化意味着无聊；而精神高度紧张，坐立不安则会在传感设备的读数上表现出巨大的峰值。随后这些数据将会被导入计算机中，进行数据的平均和实时分析，以此基于观众的情绪反应来改变影片叙事结构和方向。

观众虽然没有感觉到自己做了选择，但是影片的情节已然经过其无意识反应的挑选。观众表现出的生理反应决定了下一个情节会发生什么。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确。在这个个性化娱乐的世界里，这可能正是好莱坞难题的一剂解药。

数据分析能否拯救好莱坞大片？

并不是每一部影片都能像《钢铁侠》一样，在不牺牲质量的同时也能吸引大批观众。对于许多影片而言，每为取悦更多海外观众做出一步努力，其创意的精彩程度就会丢掉一分。

“一部影片需要达到于观众欣赏的最低标准，”柯克认为，“而要达到各个国家的观众都可以接受的程度，影片往往会以妥协告终，这个标准会降的很低，其质量会大打折扣。”

影片《Many Worlds》是情感优化这一开创性领域的一部分。情感优化标志着一项重大转变：在传统影院的范围内，将观众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艺术表现形式能否被数据所驱动？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已故英国科学家C.P.斯诺在自己那篇著名《两类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表达了观点：“整个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被分成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他们无法互相理解对方世界中的大部分问题。

而艺术和科技都或多或少得填补了这一鸿沟。举例而言，像长笛这样的乐器就像科技领域中的工具，只不过它用于创建“艺术”，尽管人们很少会以这样的视角看待它。同样的，在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1984的经典著作《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中描述了“黑客伦理”——“在计算机上创造艺术和美，”这一观点被史蒂夫·乔布斯和皮克斯公司的员工们完美诠释。

列维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表述的人。希腊词technē的意思是“技艺”，包括了技术和艺术这两层含义。文艺复兴时期，各学术流派百花齐放，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努力调和这两个领域。蒙太奇照片是今天的数码照片处理技术和让人身临其境的现实增强技术的前身，作为其开拓者之一的汉娜·霍克（Hannah H?ch）的想法在20世纪早期写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整合机器工业和艺术两个世界的物品。”快进到2013年，现代的思想家们只是回应了这些观点。那么，像《Many Worlds》这样的影片会成为现代科技和艺术融通的先声吗？

好莱坞2.0时代，走自己的路

做多版本结局的电影并不是一个使电影再次盈利的简单策略。事实上，追求利润的动机对柯克来说根本不存在，作为定量分析师的那些日子里，为了赚钱，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公民权。他所想的，是成为一个艺术家。

即使如此，对娱乐业可悲的无效率的商业模式而言，柯克的研究可能是一剂灵丹妙药。在好莱坞，正如商业出版、(在较小程度上的)唱片业一样，像系列电影《哈利·波特》这样的具有统计学上罕见的高票房“超级明星”抵消了工作室其他失败影片的成本，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目前，如果五部影片中能出一部票房大卖的电影，其制片厂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如果一个电影制片厂因拍摄多个备选镜头、调试多个备选音轨而增加了成本会怎样？假设所有这些的边际成本是影片原始预算的50%，如果影片票房大卖的可能性会因此增加，那么这样的投入仍就很划算。如果“分支情节”（branching plot)能博得广大影迷的欢心，那么制片厂的成功率将会出现一个飞跃——每5部影片中票房大卖的影片数量可能会提升到2-3部。

情感优化的多重用途

在离开华尔街之后，柯克回到了他的故乡——英国普利茅斯，并攻读了一个音乐学位。现在他是普利茅斯大学电脑音乐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员。除此之外，他还在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进行情感优化的相关研究， 并担任该机构的驻团作曲家。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是英国在海洋污染和保护研究方面领先的研究机构。

情感优化这一术语涉及到不同的情感会在大脑的特定区域得到反应。通过要求被测者佩带做脑电图的装备，神经科学家可以测量离子电流经过大脑神经元的脑电活动。这些数据可以揭示人们在听音乐或看电影的某个场景时所经历的正面和负面反应。通过添加机器学习工具，发现艺术中那些会激起特定情感反应的特写成为可能。

搭配一个可以获得反馈回路的简易反应装置，用户就能够随意决定他们想获得的情绪。单调的播放列表时代翻页了，用户可以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选择自己想进入的情感状态，让媒体来匹配他们的情绪。

这一应用不只限于娱乐。柯克认为，这一科技可能在治疗领域大显身手，用来帮助那些长期承受巨大压力或者患有抑郁症的人群；或者也可以应用与田径领域，跑步者可以通过佩戴的耳机来测量脉搏，然后音乐会根据心率的上升或下跌自动更换；应用于文学领域中，电子小说能够监测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神经元的脑电活动，根据其情绪反应而改写部分内容。就像单口相声演员或现场表演的音乐家会巧妙改变其表演以取悦某一观众，媒介也可以为其受众日益改变。媒介的形态可能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传递出的信息会因人而异。

应该让“听觉药丸”控制情绪吗？

今年早些时候，一篇文章在《新政治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将情感优化称为“听觉药物滥用”，将会有“一首音乐让我们嗨起来，另一首又把我们兴奋的心情打压下去。”

但这不正是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吗？当凝视马克?罗斯科的油画作品《无题》，我们会感到平静，但不能就此将艺术贬低等同为安定药片。如果艺术唤起共鸣，或产生愉悦，那么我们周围的设备就能感知到什么时候该播放能够快速提神的作品，比如，一幅由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画。像Evgeny Mozorov这样的科技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我们的情绪将受制于机器。

艺术与技术跨界需要克服的问题还有很多。技术人员为各种可能性而激动不已。当然也有一想到艺术被“量化”就浑身冒冷汗的创意人员。至于他们，或许每个优秀的艺术家都需要一些来反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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