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初，对于中国的私募业来说有一段“春天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在深圳罗湖福田交界处的红岭路两侧，所涉及的当事人距离红岭路和深南路交界处的十字路口半径都不超过500米，这就是中国私募开创时的地理圈子。

在红岭中路西边，紧邻深南大道，是新闻大厦，赵丹阳创办的赤子之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在这座大厦的15楼办公；在红岭路东侧，当时的深圳国际信托还未被华润收购，其办公地就在新闻大厦东北方向的国际信托大厦。

当年春节刚过，赵丹阳同深国投合作设立的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宣告诞生。

其他参与机构也在附近。比如这只产品托管券商国信证券同深国投在一栋楼办公；而托管银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则在新闻大厦东南方位，同新闻大厦仅隔着一条十字路口。

此后这个圈子不断扩大，范围波及大半个中国。

“赵丹阳同深国投擦出的电光火花照亮了整个私募界，他让中国的私募有了合法的身份，到目前为止，也是最好的模式。”6年多之后的2010年12月，深圳私募界一个小范围的聚会上，深圳市开宝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叶猷建表示。

经过6年多的发展，根据朝阳永续统计，截至2010年10月中旬，续存的阳光私募产品达到1053只，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估算现在阳光私募的规模是1043亿元。

2005年，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横空出世；2009年，基金公司专户“一对多”也获准出海。加上合伙制私募投资机构等，合法的私募组织形式多花齐放。

阳光私募高速发展

自新中国股市诞生之后，就衍生出一种投资行为方式：将一部分人的资金聚集起来，交由一个投资主体进行证券交易。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操作方式头顶着一项罪名：“非法集资。”德隆案的主角唐万新当年就有这么一条罪名。

因此中国的私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掩藏在低下的，俗称野私募。“这种野私募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万亿元。”业内流传这么一个概数。

而2004年赵丹阳的赤子之心同信托的合作，将私募以一种合法的形式展现到世人面前，因为信托是能够合法募集资金的。在现在看来，赤子之心中国一期产品的发行规模简直是惨不忍睹。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辉介绍，赤子之心中国一期发行规模只有800万元。而当下，多数信托公司要求私募机构的最低发行规模要在3000万元之上。

但是2004年发生在深圳罗湖、深圳交界处的那个故事却描绘了私募的基本构架。比如证券、银行、信托、投资顾问四方监督运行；产品固定时间披露净值；净值超过历史最高价之后，每月可提取20%的业绩报酬等等。

也因这类产品业绩曝光，因此将通过信托发行的证券投资集合类产品称为“阳光私募”。

在深国投尝鲜之后，位于深圳的平安信托也发行了自己的阳光私募。随后上海的信托公司比如华宝信托、上海信托相继发行了自己的“结构化”的证券投资产品。一南一北，阳光私募在成立初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实际上，早在2003年，云南信托发行了自己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中国龙系列，亦属于私募基金。但是仅此一家，并未得到复制。业界还是将“中国私募教父”的美誉送给了赵丹阳。

中国的阳光私募开了个好头。赤子之心的旗下产品在2004年、2005年年度加权收益率分别达13.98%和23.13%也断，而同期上证指数分别下跌26%和8.33%。

此外，紧随赵丹阳之后迈入阳光私募界的投资公司也在熊市中表现不俗，如天马投资、晓阳投资、东方港湾等。到了2006年、2007年伴随着大牛市，埋藏在投资者心中良久的投资热情被激发，阳光私募逐渐被投资界所获知。然而，在这两年，大盘蓝筹股拉着指数向上蹿，追求绝对收益的阳光私募普遍跑输公募基金。

私募真正的高速发展发生在2008年和2009年。“我记得2007年整个一年，阳光私募发行的产品比较多，但整个发行规模也就20来亿。当时主流媒体报道阳光私募跑不赢公募。真正大发展是2008年，按照我们自己的测算，2008年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股票型公募基金跌了60%多，纯股票型阳光私募的跌幅是39%，但有1/3阳光私募跌幅是在10%以内，这改变了市场对阳光私募的看法。”华润信托副总刘辉在今年11月8日接受记者主持的谈话节目中如是说。

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资产管理行业的冠军均被阳光私募所获得。比如2008年金中和、2009年的新价值、2010年的世通资产。

投资者也显然对这个行业更加信任。在2010年下半年，阳光私募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000亿元。

从800万元到1000亿元，阳光私募用了6年半。

公转私浪潮

2010年，重阳投资李旭利被调查一事震动了阳光私募界。外界有说法认为，被调查源于：“重阳投资挖去了太多公募基金的人了。”

虽然此说法并不一定可靠，但是却揭示出公转私的浪潮的汹涌。所谓公转私就是原先从事公募基金的投资人士转去做私募。

实际上，相比重阳投资，涌金系可能挖去了公募基金更多的人，也是公转私的先河开创者。

蔡明，现任民森投资董事长。曾为博时基金主管投资副总经理，因为2000年的“基金黑幕”黯然离职。

2003年，蔡明转投云国投，担任云国投的总裁及副董事长，成为涌金系的一名悍将。而蔡明也将同因“基金黑幕”而离职的基金裕元基金经理汪德生招入帐下。

也正是在蔡明的领导下，云国投发行了“中国龙”系列私募基金。这是中国境内比赵丹阳赤子之心中国一期还要早的阳光私募基金。

涌金系挖走的公募基金人士还有很多。比如2006年4月，基金裕泽的基金经理刘红海离开博时基金后转投上海涌金投资；2007年2月，易方达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梁文涛也转投上海涌金投资。

随着魏东在2008年4月份的陨落，涌金系对公募人士失去了吸引力。可以查到的是蔡明自己在2007年创办了民森投资；梁文涛在2010年也创办了上海泓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蔡明开始，一批批的公募基金经理投身私募。比如博时基金的肖华、大成的龙小波、南方基金的谢爱龙、华夏基金的石波、嘉实基金王贵文、上投摩根吕俊等等。

根据朝阳永续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10月中旬，共有311名阳光私募投资经理发行了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当中，有公募基金背景的投资经理有67人，占统计人数的21.54%。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公募基金经理人纷纷公转私？

李旭利曾在去年12月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认为是机制。20%的业绩提成及私募投资公司的股权是最实在的激励。

也有私募基金经理认为是自由：“我可以不受限制做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投资。”深圳某公转私的基金经理表示。

还有观点是为了事业：“其实他们在公募获得的收入已经够多了，我想他们来私募还是为了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上海某私募投资公司人士认为。

而在今年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武当投资田荣华抛出了另一个原因：“年纪大了，没人要。”

很多公募基金业人士对基金经理公转私感到担忧。“这个行业的核心就是人才。”还有种观点认为，由于公募基金经理拿着散户的资金来锻炼，等到成熟后又转做私募为富人服务，这是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所面临的一个不公平。

在公转私浪潮下，资产管理行业究竟应该如何做？

“市场的就归市场来处理吧。”深圳某大型基金公司人士称，有10年基金业从业经历的他认为，多种因素造就了阳光私募的高速发展，如合适的行情、货币的泛滥、物价的上涨、公募基金投资经理的更新换代。

在他看来，公募基金人才流失的问题不必要担心，公募基金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机制，向外输送人才说明公募基金本身机制是有效的。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都各有自己的优势，市场会调节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但眼下，显然不是这个平衡的状态。2009年7月份，中登公司暂停了信托开户；2010年4月份股指期货开通后，中金所也未批准信托开户。

即便如此，阳光私募还是完成了高速发展。如果放开这些，这列6年前驶出的列车能够跑得更快。

广东瑞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认为，如果政策放开“我猜大概到2012年阳光私募资产管理规模将达到10000亿元,也就是现在的10倍